图：2015年8月，该报记者探望并采访高文彬先生。

图：2015年9月3日，该报《正义的审判》特刊版面。

2020年9月7日，中国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高文彬先生去世，享年99岁。

在朋友圈刷到这一消息的瞬间，突然一种莫大的遗憾感涌上心头。回想起五年前与高老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面，这一面之缘大概是我距离东京审判这段历史最近的时刻。

2015年8月，在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，本报正在策划大型特刊《正义的审判》，各路记者分赴祖国各地挖掘审判日本战犯的各类史料，并期待能够发现历史亲历者，采访到一手报道。

我们的采访是通过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——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先生帮忙联系的。因日常照顾高老起居的保姆家中有事，已过鲐背之年的高老便自己前往医院住下调养。

那天是8月5日，上海适逢三伏，南方的天又闷又热。我与当时任总编室副主任的徐光明在向隆万先生带领下，买了鲜花和果篮，一同前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。见到高老后，向隆万先生介绍了我们的来意，并告诉他我们的特刊策划。高老很是高兴，坚持让我们坐在靠窗的沙发上，自己则搬来一个木椅端正地坐在旁边。

高老个头不高，94岁的高龄仍然精神矍铄，语速不快，带有吴侬乡音，说话时会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。“虽然我上了年纪，但那些事情我都清楚地记得呢！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！”

想来高老作为历史的“活字典”，一定接受过无数次采访，但他当时依然很和善、很耐心地回答着、回忆着，对我们讲述着东京审判时日军残暴行径的证据、溥仪出庭应诉等场景。高老说，最后审判时，虽然对每个战犯的罪行认真甄别，量刑也注意区别对待，“但整个历史中的这段战争，是需要每一个日本战犯为之负责的”！

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之时，高文彬还是个24岁的年轻人。他当时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，因学校是教会学校，所以是中英文双语教学。彼时东京审判的国际法庭急需既懂法学又懂英语的人员，把大量中文证据和证词译成英文。

已在日本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清华同学刘世芳教授，向其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高文彬，至此高文彬作为翻译前往日本完成了大量的书面翻译资料工作。

东京审判结束后，处理完案件收尾事宜的高文彬与向哲濬一起乘坐邮轮回国，随身携带了两大木箱总共500多本案件的材料，包括48000多页的庭审纪录和2000多页的证据。回国后，高文彬回到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，他将整理好的庭审记录给了东吴大学法学院。

建国后，高文彬曾遭受错案，失去自由多年。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，高文彬被上海海运学院（现在的上海海事大学）聘为教授，并和其他一些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人一起参与编撰《英美法大辞典》。

这位历史的亲历者、见证人，带着这段属于全人类的历史，经历了后来几十年里的国内外时局巨变。在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后，从老人的面庞上，只能寻得超越时间的平静和释然。

时隔五年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高老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，怕吵到隔壁病床的病人休息；高老努力放慢语速，让我们辨认他的吴侬软语；高老在看了给他拍的照片后，笑着调侃自己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，被拍成了“日本战犯”。

历史选择了个人，个人参与了历史。亲历者讲述过去，倾听者铭记历史。高文彬先生千古！